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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治理法律规则发展模式的再探讨:一个路径依赖的视角

时间:2017-07-11 07:50 来源:观音街道办政务网 作者:http://www.hbsme.gov.cn
摘要:【正文】 近十五年来,在西方法学界,公司治理融合理论(converg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围绕着不同法域中公司治理模式中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差异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与此同时,中


【正文】
    

近十五年来,在西方法学界,公司治理融合理论(converg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围绕着不同法域中公司治理模式中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差异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也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公司法》在这个期间内经历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而它的发展一直遵循从发达国家移植法律规则的模式。与公司治理相关的《证券法》及证监会颁布的各种行政规章也基本遵循着这一发展路径。这种遵从形式融合(formal convergence)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公司治理融合理论与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间的结合点。本文将围绕此结合点展开,通过回顾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主要理论研究,展现一个宏观的公司治理融合理论的学术图景,并借助“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 theory)探寻及阐释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与已形成的公司治理融合理论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公司治理融合理论的基本图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渐消除,公司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它们所能向市场提供的产品上,也体现在它们所选择的治理结构上。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提升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公司法学者必须担负起为本国公司搜寻最有效的公司治理法律规范的使命。而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即如何使本国的公司治理法律规范进化到一个最有效率的模式。针对这一问题,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2001年,哈佛大学的哈斯曼(Hansmann)教授与耶鲁大学的卡曼(Kraakman)教授在名为《公司法的历史已终结》的论文中提出了公司法“形式融合”的理论。他们宣称,美国式的以股东权利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成为不同法域公司治理模式的范式。该结论认为市场自身的逻辑、竞争与利益集团的压力会致使不同的法域选择相似的规则或制度去解决类似的公司治理问题。同时,他们认为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最为重要的。而这种追求会使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向着一个单一的最有效率的模式演进。作为该研究的延续,希门斯(Siems)教授针对六个不同法域中与股东保护相关法律的研究提出了“一致造就融合”(convergence through congruence)的观点。该研究认为不同法域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不断趋同致使法律本身也必须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而向一种相似的模式发展与融合。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对上述研究结论存有疑问。这涉及另一个核心的学理问题,即公司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声称没有一个完美的公司治理范式能适应所有国家的情况。法律或制度不仅要对“经济效率”做出回应,还受制于一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等因素。贝博查克(Bebchuk)与罗伊(Roe)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得出了不同法域间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将会继续存续的结论。他们认为,在小股东保护较弱的法域,控股股东可通过寻租行为攫取额外的收益。这构成了他们保持这一制度存续的动机。并且,控股股东一般都拥有使特定治理结构存续的能力。他们可以阻止那些会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根本性改革。依此观点,即便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之下,形式融合也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重重阻挠。与之相比,“功能融合”(functional convergence)则是改革更可能采取的方式。究其原因,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本质上的变革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内部的错乱。总之,依据功能融合的观点,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之下,当不同法域的公司治理模式面对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因素时,它们会不断地巩固它们之间固有的制度差异,而非进入一种在制度模式上逐步趋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法域会通过制定、实行差异化的法律规则来达成在功能上相似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澄清核心的理论争点之后,我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中国的公司治理法律改革与公司治理融合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与公司治理融合理论

作为一个重要的转型经济体,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频繁地被用于考察公司治理“形式融合”与“功能融合”的学理争论。西方学者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研究更关注于运用何种标准来评价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学者运用了很多案例研究来考量被移植的法律规则是否可以在中国的情境中顺利运行。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运用两个评价标准。首先,被移植的法律是否在实践中释放出了立法者预期的功能。其次,这些被移植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的情境中能否像其在西方的制度环境中一样有效。根据以上两条标准来评判,这组研究指出西方的法律规则与制度在中国的情境中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被移植法律与中国的法律适用环境间较低的兼容度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比如,米尔斯(Miles)与何苗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情境下,盎格鲁—美国式(Anglo-American)的股东保护法律规则变得逐失效率。他们列举了很多制约被移植法律发挥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本地低效率的司法系统降低了这些域外规则的功能。此外,他们认为从西方移植来的公司治理法律规则在中国的情境中,只是一种为了安抚国内外投资者的“装饰”。与之相似,郭丹青(Clarke)教授通过对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运行来考察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公司治理中发挥的效用。他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因为该制度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层面,均与中国的情境存在冲突。于微观层面,该制度并没有与有效的激励制度相匹配,导致市场参与者没有足够的动机严格遵循该制度。宏观上而言,较强的国家行政控制与集体主义主导的市场文化也阻碍了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除了指出西方法律规则与中国情境间的错配,这些学者也为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郭丹青(Clarke)教授建议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个更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系统。这一观点看似并没有完全否定形式融合的演进模式,它强调立法者应关注于如何使被移植的法律规则经过适当调整更加具有本地特色。与之相比,香港大学的学者们则建议推行一种更具颠覆性的,也更为激进的改革方式。他们认为,立法者应努力提升市场参与者的商业伦理意识。从一个文化角度出发,儒家的伦理标准应在中国公司治理的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依据这一论点,形式融合对中国的公司治理法律改革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优模式。

责任编辑:采集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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